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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陽 | 章太炎與南方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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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清末,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南方革命派帶有濃郁的南方色彩,“南方”話語不僅僅是語言文化的記憶,更是政治變動的結果,帶有著濃烈的政治意味。保馬昨天推送的《作為演說家的章太炎》一文讓我們看到舊派學者章太炎先生努力掌握演講這一向公眾發表意見的重要傳播手段的側面。今天保馬推送的《章太炎與南方話語》則是關于章太炎先生與辛亥青年“南方話語”之間密切的關系。從“南方話語”出發,通過章太炎、《國粹學報》與南社三者之間的聯系來說明章太炎對辛亥革命年輕一代的影響,并進一步探討他們之間的斷裂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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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新學衡》(第二輯),感謝林少陽老師的授權和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章太炎與南方話語

?------章太炎影響下的清末革命青年


林少陽


1 引子:革命的南方對改良的北方


晚清的變革勢力一般可劃分為南方派的革命派與北方派的立憲派。比如,一般認為,以章太炎為代表的革命派與以楊度(1875-1931)、梁啟超為代表的立憲派的民族、國家論對立,同時也是南方農耕區域與塞外游牧社會的二元對立。雖然實現清帝退位與共和國家是南方亦即革命派的勝利,但是在繼承多民族復合國家這點上,則可說實現了北方亦即立憲派的目標,辛亥革命因而顯示出南北兩大異質文化的較量[2]。按地區出身構成的浙江派、湖南派、廣東派三大辛亥革命的主體,按其特點劃分如下:以每個人的革命道德為基礎的浙江派(章太炎所代表的光復會),以一省自治為要求的湖南派(黃興,1874-1916所代表的華興會),以一國革命為方略的廣東派(孫文,1866-1925所代表)。[3]此一劃分法,自然是為了強調革命派之間不同的側重,筆者借用這一便宜的劃分,意在強調辛亥革命濃郁的南方色彩。準上述南北劃分,主張立憲的代表楊度、梁啟超雖然出身于湘、粵,但其政治活動的展開舞臺在北方,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的關系為其政見考慮的要點之一,因此自然被視為北方派。這一點,從滿族留日學生的雜志《大同報》第三、四、五號上連載楊度的《國會與旗人》(1907年10月15日—1908年1月12日),便可窺見一斑。


章太炎


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論文中,梁啟超視章太炎的革命主張為激進,斥之為“復仇主義”[4]。梁氏比照德國政治理論家伯倫知理(Johann KasparBluntschli,1808-1881)的民族定義之“同地同血統同面貌同語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之結合體,并與章太炎之民族主義等量齊觀,稱之為“小民族主義,而將提倡民族聯合、民族融合之“大民族主義”,即“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5]。伯倫知理是明治初年至明治中期(一八八零年代)風靡日本的政治哲學家[6]。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目的在于建構于均質性的國民之上民族國家,這一均質性也見于其所介紹的伯倫知理學說:“十八世紀以來之學者,以國民為社會,以國家為積人而成,如集阿屯以成物質似矣?!盵7](“阿屯”,即原子atom)。梁氏雖然充分考慮到了與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的問題,但似乎有意掩蓋了當時國內民族差異、掩蓋了這一差異帶來的政治對立和壓迫,在這一點上,依然可以說是一種溫和的、因而適合改良的“民族主義”。它在“民族”之成員數量、規模和涉及成員的地域空間規模上固然是“大”,但在政治力度上則無疑是“小”;與之相比,“小民族主義”因執著于這一差異、彰顯政治上的對立,以強調革命之勢在必行,在數量規模上自然是“小”,但是在力度上無疑又是“大”。梁啟超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開明專制論》中第一章第一節題為《中國今日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之理由》[8],而視自己的主張為“政治革命”,以貶斥章太炎等的種族共和革命[9],與此時已經因鼓吹革命、身陷囹圄的章太炎形成鮮明對照。


筆者也試圖通過本文說明,清末之“南方”話語,固然有明末清初“南方”話語的歷史記憶,但更是戊戌變法失敗后之政治變動的直接結果,章太炎的實踐與其學術、政論,實與政治變動有著很大的關系。章太炎與五四青年的關系學界已經多有述及,但是,與辛亥青年的關系則似乎被忽略,即使被論及,也是由五四上溯而論之。本文的目的正是通過探討章太炎與辛亥青年“南方”話語的關聯,進而探討章太炎與辛亥年輕一代青年之間的關聯及斷裂,也借此順便簡單論及清季革命年青與五四革命青年之間的斷裂與關聯。戊戌變法改良運動失敗后,一九零三年蘇報案象征著革命思潮顯現,大量的南方話語出現于此一事件之后,絕非偶然。蘇報案某種意義上也是時代最強音,它宣告了改良之虛空,而預示革命的到來。因此,“南方”話語,在此意義上也是種族主義革命話語,在清末的話語空間中,“北方”就是清廷,它是不具正當性正統性的“韃虜”(漢族革命者對北方異族統治者的蔑稱)等意味,也因此,“南方”成為“革命”、“正統”、“種族革命”等隱喻。


2 歷史上的“南方”:革命與南明史之喚起



章太炎為了激起國人革命之志,對明亡而抗清的歷史,尤多著墨。南明史這一清初的“南方”被調動為晚清“南方話語”資源之一。對明亡之介懷,亦見于章太炎《訄書》初刻本目錄后敘中言及該書結集完成的時間為“辛丑后二百三十八年十二月”。辛丑,指南明桂王永歷十五年,當西元一六六一年。這一年,桂王政權被清軍攻滅,被章太炎視為奇恥大辱。其“后”,即從壬寅年(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起算,下及第二百三十八年。據朱維錚考證,《訄書》初刻本當成稿于一八九九年[10]。所謂南明,指的是清朝入主中原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抗清政權。章太炎對南明史心有戚戚,由上可見?!疤住币蛔旨慈∽悦髂╊櫻孜?,章太炎此舉,實是自然而然。


前面提及章太炎在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蘇報》刊文《獄中答新聞報》曰:“昔為間接之革命,今為直接之革命?!盵11],他視自己昔日對改良的期待為某種“間接之革命”,與鄒容的行動,才是“直接之革命”。章太炎的南明遺民史敘述,也正是此“直接之革命”的表現。章太炎丙午(1906年)九月為《南疆逸史》序。其《南強逸史序》曰:

明之史,自萬季野述之。季野東南之獻民,義無北面,局促虜漢之間,懷不自遂,其述《明史》,訖于思宗之季,圣安以降三葉二十年之紀傳,不能悉具。上援承祚之法,《后明史》則不可以不作。溫睿臨者,與季野同居京邸,憤官書之丑,正而集《綏寇紀略》等四十余種,為《南疆逸史》。[12]


?萬季野即史學家萬斯同(1638-1702),曾問師明末清初碩學黃宗羲(1610-1695,黃梨洲)。與其師梨洲先生一樣,萬斯同拒絕仕清,只以布衣身份任職明史館,手定《明史》五百卷。章太炎指出,《明史》只能記錄至明朝亡國之君明崇禎皇帝朱由檢(1610年-1644年,廟號思宗),一六四四年崇禎皇帝自縊后,至一六八三年清朝攻占臺灣的十九年,《明史》則無法記述。二百八十年,晉滅東吳,結束分裂局面,西晉史家陳壽(233—297)開始撰寫《三國志》。上文中的“承祚”,即陳壽。對萬氏,章太炎頗為敬重。在此章太炎稱萬斯同為“東南之獻民”,“獻民”即遺民。在此,“南方”也是“遺民”的身份認同之不同表述。在《《南疆逸史》序中章太炎回憶說:“余昔搜集季明事狀,欲作《后明史》以繼萬氏?!盵13],也就是說,章太炎欲仿效陳壽,承接萬斯同作《后明史》。《南疆逸史》也正是被章太炎作為另類的后明史而被看重。


《南疆逸史》,原名《南疆佚史》,紀傳體南明史,康熙乙酉(1705)年間舉人、浙江溫睿臨(字鄰翼,一字哂園)撰。萬氏與溫睿臨相交甚篤,這一點上述引用中章太炎《序》亦提及?!赌辖菔贰芳s成稿于康熙后期(1702-1722),該書保存了南明紀年以及大量的抗清數據,因而在清政權下該書未能正式印行,只以抄本流傳[14]。溫睿臨《序》開門見山曰:“南強逸史者何?紀南明弘光、隆武、永歷三朝遺事也。何以不言朝?不成朝也。何以謂之南疆?皆南土也,勢不及乎北也?!盵15]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5年)在位于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隆武為南明紹宗朱聿鍵的年號,在位于一六四五年(乙酉年閏六月)——一六四六年八月;永歷則為桂王朱由榔的年號,始于一六四六年,及永歷十六年(1662)朱由榔被吳三桂弒殺于昆明,但占據臺灣抗清的鄭成功(1624-1662)政權則一直承接永歷年號,直至一六八三年鄭克塽(1670-1707)降清。在溫睿臨那里,此一“南”無疑也是明朝、漢族政權之隱喻,而“北”當然是滿清政權。字里行間,溫睿臨南明“不成朝”之亡國之恨,隱約可見。溫睿臨之用詞,不可謂不大膽。


在這樣的語境中,“南方”同時又是反抗滿清暴政的隱喻。這一點見于章太炎《討滿洲檄》。文中章太炎歷數滿清十四大罪狀。下面僅舉其罪狀之四如下:


自流寇肆虐,遺黎雕喪,東南一隅,猶自完具,虜下江南,遂悉殘破,南畿有揚州之屠, 嘉定之屠,江陰之屠,浙江有嘉興之屠,金華之屠,廣東有廣州之屠。復有大同故將,仗義反正,城陷之后,丁壯悉誅,婦女毀郭,漢民無罪,盡為 ?鯨鯢。[16]


清初滿清政權對南方士人尤其東南士人的迫害,足以在清朝語境中令“南”“北”帶上濃烈的政治意味。于是,“南方”作為滿清入關屠殺漢人的記憶,被章太炎在反清種族革命中被再次調動。“南方”也成為冷目北廷的話語裝置和政治隱喻。章太炎一九零六年九月為同盟會會員黃世仲(1872-1913)所撰之《洪秀全演義》作序,亦可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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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太炎小學研究中的“南方”


也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的“南方”不僅僅是政治的,又是學術的。這表現在他對方言,尤其南方方言研究上。一般說來,北方方言屬今音(大致為元明以來的音韻)范疇,南方方言,特別是閩語、粵語、客家話等近于中古音范疇(中古音大致為隋代至宋,大約包括西元581年至1278年的語音[17]),相對來說,這些南方方言去上古較近,對研究上古音(《詩經》音為代表的周秦兩漢的漢語語音系統[18])有一定裨益,而上古音的研究又與經典解讀直接相關。因此,方言不僅有音韻價值,也有訓詁上的價值。一如章太炎一九零八年時在《民報》上所言:“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盵19]章太炎《新方言》即為此一關心的成果。該書成稿于一九零八年旅居辛亥革命基地之東京期間?!缎路窖浴沸蛟唬骸叭蛔源?、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炳焉復于保氏,其以說解典策,謋然理解;獨于今世方言,丘蓋如也?!盵20]在此章太炎高度贊揚清朝小學研究自戴震至段玉裁(1723-1777)、王念孫(1744-1832)、郝懿行(1757-1825)的音韻(聲均,即聲韻)研究譜系,但是,章太炎也批評這一譜系忽視了“今世方言”。將現行口語方言視為小學家的研究對象,顯現出章太炎雖古猶新、雖新猶古的融傳承與創新于一體的意識。章太炎也因此被后人解釋為“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未必符合章太炎的本意,但是,客觀上確實是起到了打下了現代語言學的某些基礎。章太炎將方言口語導入小學研究,固然與重視口語的現代漢語學有著一定的重迭,但其實章太炎導現代方言入小學的做法,其出發點及理論框架,實與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語言學多有不同。尤其在現代漢語語言學重視語法輕視文字、篤信普遍語法觀、重語輕文等方面[21],與章太炎更是南轅北轍。


章太炎的方法論,具體說主要是將戴震的小學方法論中的音轉理論別出心裁地用于方言研究。章太炎《新方言》序中開頭便大幅引用戴震軼書《轉語二十章》《序,曰:“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創為是篇,用補其闕,俾疑于義者以聲求之,疑于聲者以義正之?!盵22]?!缎路窖浴沸蜓源蠖我么髡?,這絕非偶然,其實章太炎是在介紹其方言研究的方法論。章太炎的方言研究,首先是依據戴震的以聲求義、因義求聲的原理,當然這也是清代音學研究的路由。其次是章太炎應用的是戴震的“轉語”(音轉)原理。戴震的“轉語”研究,主要是研究六書假借(實包含轉注)中的“音近義同”現象。戴震認為意義相同而聲音有一定關系的詞,是語詞的聲音變轉所致[23]?!掇D語二十章》已為軼書,惟存一序[24]。戴震《轉語二十章》《序》之例曰:


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有交通,并在次十有一章?!吨苷Z》? (引者按:《國語》所收)“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薄短垂罚ㄒ甙矗簯饑垂短垂罚叭缭蝗弧?,注云“而,乃也”?!遏斦摗罚ㄒ甙矗簼h代傳本《魯論語》)“吾未如之何”,即“奈之何”。鄭康成讀“如”為“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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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序》言及,戴震將“六書依聲托事,假借相禪”的原理,劃分為“二十章”,以“各從其聲,以原其義”。也就是依聲近義同的原理,溯源某一字的本義。章太炎在《新方言》序言中引用戴震,正是因為章太炎將戴震的“轉語”原理運用于方言研究,而開了前人未能為之的新的方言研究,一如《新方言》一名所示。就這一點,一如章門弟子沈兼士(1887-1947)所言,“章氏以為今言與古語,其質本同。今世筆札常文所不能悉的說話,只是聲音有流變耳。倘以古今聲韻通轉之定律推之,皆可于《爾雅》《說文》之中得其本字。較之揚雄《方言》之但列同訓而不辨本字者為澈底,其他諸家更無論矣?!盵26]也就是說,章太炎方言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今之方言俗語與字詞之關聯,上探語源,下明流變。其方言研究方法論乃是依據聲韻轉變的原理,博引古代字書,旁及先秦、兩漢古籍,一如蔣禮鴻所指出,《新方言》乃是就今語依據聲韻轉變的條理,以考察語源的語源學著作[27]。因此,《新方言》序言以引用戴震轉語開頭,是頗有其用意的。


戴震此處所說的“爾、女、而、戎、若、如、然”諸字中,“而、戎、若、如、然”今音普通話標準音除“而”外皆以[r-]為聲母。章太炎在《國故論衡》《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一文中早得出“娘、日二紐,古并歸泥”的著名論斷,意即在上古“娘”、“日”的聲母,都是歸入“泥”的聲母。章太炎自己就此一貢獻于音學史自我定位曰:“古音紐有舌頭,無舌上;有重唇,無輕唇,則錢大昕所證明。娘、日二紐,古并歸泥,則炳麟所證明?!盵28]也就是說,上古漢語皆無舌上音知、徹、澄三母,在上古應該讀為端[t]、透[t?]、定[d]三母[29];中古讀輕唇音之非[f]、敷[f‘]、奉[v]、微[?]四母,上古(漢魏以前)應為重唇音聲母,亦即幫[p]、旁[p?]、并[b]、明[m]四母[30]。這是清人錢大昕(曉征,1728-1804)的重要發現。以今人的漢語常識,娘之聲母歸泥,這很自然,因古今無大變。但是“日”之聲母歸于“泥”,今人可能就費解了。查上古擬音“娘”為[nia?][31]、“日”為[??et][32]或[???t][33]、“泥”為[niei][34]。查“日”之現代漢語方音中,贛語、客家話同為[?it]或[ngit7],與上古音幾乎同,而閩東話為[nih],則留上古聲母而失去上古入聲[35]。方言作為古音化石的作用,此處一目了然。順便指出,日語中“日本”的漢字音為[nippon],亦可證章太炎的見解。

回到戴震上述例子,“爾、女、而、戎、若”四字中,“爾”之上古音為[??ei][36],客家話為[?i];“女”上古音為[n?a][37],因與今天之北方音聲母無變化,此處從略;“而”自查上古擬音為[???][38],現代漢語方言不覓存其聲母者[39];“戎”字上古音為[??u?][40]或[??w?m][41],現代漢語方言不見存此原有聲母的方言[42];“若”字上古擬音有[?ia][43]、 [?iak]兩個擬音[44],今天的閩東話則為[nu?k][45]?!叭簟敝乓?,除了閩東話外,當然也可以從形聲字“諾”的北方音中窺見,“諾”的北方音不為[ruò]而為[nuò],顯然保留了上古音。


另一方面,章太炎方言研究的動機,也不僅僅是學術的,同時也是政治的。章太炎曰:“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林按:拉?。?,今于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于冠帶之倫,何有于問學乎?”。[46]也就是說,方言有利于循音而求本字,而知道詞族由詞源演變之軌跡,上溯詞源。而上溯源流,即可窺見某一方言與古代歷史、文化的關系(如移民史等問題),而明白方言承接古代的功用,進而明白方言使用者與古代文明的關系,這是“冠帶之倫”的含義。如果這是出于學問動機的話,所謂“冠帶之倫”,亦即服制,引申為教化、禮儀,顯然可以看出章太炎對方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為其立足于華夷之辨觀念的民族主義意識所用。如黃宗羲所言“自髡發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而不悔?!盵47],趙園留意到“衣冠”之類的詞匯在清代的特殊含義,因為清代之貶服毀形,對士人意味著奇恥大辱[48]。章太炎此處強調“冠帶之倫”正是為了凸顯滿族之異族性,以服務于種族革命。一如太炎自己所言:“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薄缎路窖浴酚中蛟唬骸坝嗌俑Q揚、許之學,好尚論古文,于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慮,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紬殊語,徵之古音,稍得其?理?!盵49]至中年方覺得古文獻傳承衰竭,章太炎認為方言藏古音于內,是研究古典的途徑之一。同時,也與其對言文一致(“言文合一”,即白話文運動)的批判有關,章太炎認為文言合一是“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盵50]


假如說《新方言》出于學問動機,政治動機只是附帶的話,《新方言》附録之《嶺外三州語》,則可謂學問與政治意識交融的方言研究。周振鶴、游汝杰認為,客家人成型于漢人三次大南遷中第二次的唐代中期、以及第三次的兩宋北方南遷贛、閩、粵移民,而客家話成型于唐末,最終于兩宋之際于江西成熟而后擴展至閩粵[51],因此,章太炎的客家話本字研究,也作為“南方”話語的一環,被再次賦予學問和政治的雙重意味。與其他早到的南遷漢族一樣,即使是“遲到”的客家人[52],雖然程度不同,完全可以想象,與其他所有的漢人一樣,漢人南遷之前便與北方民族有所融合,南遷后又與南方民族的融合亦應不可避免。遑論南遷之前民族的融合問題了。但是,這一問題自然也就有意無意地被高揚種族革命旗幟的章太炎忽略不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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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惠、嘉應(今梅州)二州,東得潮之大阜(疑大埔之誤)、豐順,其民自晉末踰嶺, 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著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余嘗問其邦人,雅訓舊音往往而在,即著之《新方言》。其后得嘉應溫仲和所次州志,有方言一卷,自言與惠、潮客籍通。楊恭桓者,亦嘉應人,作《客話本字》。仲和能通音韻轉變,其言靚審。恭桓稍涼駁,然本語皆實錄也。因刺取二家言凡六十余事,頗有發正,別為一篇。察其語柢,于冠帶,不雜陸梁鄙倍之辭,足以斥攻者褊心之言,則和齊民族所有事。[53]

(引者注:審,周密、詳細;涼駁:淺薄蕪雜;語柢:語根也;褊,音biǎn,狹?。?/span>

秦時稱五嶺以南為陸梁地?!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彼抉R貞索隱:“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睆埵毓澱x:“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故曰陸梁?!盵54]楊恭桓的《客話本字》(1907)為一以《廣韻》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統為準,考察客家方言的詞典,而溫仲和《嘉應州志》成書于一八九八年,卷七為章太炎所依據之《方言》[55]。章太炎強調客家人來自中原,因而是“冠帶之倫”,其證明的手段是學術的,而其目的卻不僅是學術,也是政治的。這從其上面為“和齊民族所有事”,而強調客家人的“冠帶之倫”,也是為了強調南方漢人的正統性,以彰顯北方亦即朝廷的夷狄性。章太炎的話語,畢竟是晚清種族革命語境中的言論。也可以看出,章太炎顯然至少利用了源自西方的“種族”話語,以及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資源。


章太炎對《嶺外三州語》客家話本字的研究,在此試舉數例。如章太炎文中曰:《說文》:?,白好也。則旰切。三州人謂白好曰?。[56]“則”的上古擬音為[ts?k][57],“旰”的上古擬音為[kan][58],則旰反切,則“?”的古代音應為[tsan]。今客家話音為[z?n],音大致同上古音,意思亦切合章太炎解釋。章太炎文中又曰:“《毛詩·周頌》傳曰:穰穰,眾也。三州謂眾多為穰?!盵59]“穰”的上古擬音為[??a?][60],今客家話則為[j??4]。段玉裁《說文解字段注》解釋為假借用法,音為汝羊切。據前述章太炎“娘、日二紐,古并歸泥”之說,“汝”(今音[rǔ])的上古擬音為[??a][61]或[?īa][62],則客家話“穰”因古今音轉稍微變其原音聲母,但韻與意義則保持不變。此證明了章太炎客家話“穰”之本字音訓。附帶指出的是,“汝”今客家話音為[?i],意為“你”,而“你的”則為音為[?īa]。這一用法似乎可為章太炎的方言本字研究提供例證,這一本字“汝”的客家話發音,也可為章太炎“娘、日二紐,古并歸泥”的論斷,提供了方言的語音例證。


章太炎對包含方言在內的語言文字研究的重視,與其對歷史的重視,并不矛盾,因為他視方言、文字為歷史的重要構成部份。比如其客家話研究,甚至也構成其南方話語的部份,而“南方”又始終是歷史中的“南方”。章太炎視語言文字為歷史之重要構成,也見于其《致吳君遂書》(一九零二年八月八日)中。在信中,章太炎反駁章學誠對戴震的攻訐,然后說:“試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學,彌侖萬有,即小學一端,其用亦不專在六書七音。(中略)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兩種大史?!盵63]此處太炎所發,應是針對章學誠于《書《朱陸》篇后》中詆戴震為“其于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言戴震為“空說義理”。[64]顯然章太炎將文字語言視為“大史”之重要構成。

章太炎《新方言》的政治意圖,也在附錄的劉師培《后序一》中,被進一步闡發:


抑自東晉以還,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間雜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亂,風俗頹替,虜語橫行。而委巷之談,婦孺之語,轉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則夏聲之僅存者。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勛虇蕍于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65]

(林注:建州:明1408年設建州衛,轄女真,亦即后來之滿族;虇蕍,音quǎnyú,萌芽、盛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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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的“注解”,顯然屬于晚清和明治日本受歐洲影響之下的語言民族主義話語,同時,又有著傳統的本文化中心主義的夷夏之防色彩。當然,對于清朝小學之集大成者章太炎來說,他對方言的關注應該說首先是學問的,附帶才是政治的。但是,對于晚清種族革命者來說,這一政治的層面更有著其意義。因此,如劉師培那樣,這一政治層面被高揚、放大,彰顯了劉師培本人的反清種族革命意識。而章太炎對此解讀,應該也是樂觀其成的,否則《新方言》就不會收進這一附錄了。在劉師培的解釋中,“夏聲”亦即與上古關聯更為密切的漢語,被東晉以來的“北聲”,亦即 “河、淮南北”因“胡、羯、氐、羌入宅中夏”而被改變。章太炎自己也在《《新方言》序中夫子自道曰:“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于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66](姬:周朝之國姓,代指周朝;陟:音zhì,登高;赫戲:光明、美盛貌,語出屈原《離騷》“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另一方面,章太炎運用古今音轉原理整理方言,固然在學術上受到很高評價。比如羅常培便認為認為章太炎的方言研究,比之古人續補揚雄《方言》或考證常言俗語的著作更有價值[67]。但是,章太炎過于苛求方言與古代典籍、《爾雅》、《說文解字》之間的對應,亦即求方言的本字,進而證明“今之殊言,不違姬、漢?!盵68]假如將之推至絕對,自然容易受到質疑。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1899-1958)便評價章太炎以口語為研究對象,延續揚雄以來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批判其“拘泥固執沒有發展觀念”,而認為其弟子沈兼士“來得高明?!盵69]沈兼士一九二三年對章太炎的批評中有一條被認為較有說服力的,是認為“后起的語言,不必古書中都有本字?!盵70]沈兼士另一條批評指出,漢語方言與異族語的關系也是章太炎的方言研究所短缺[71]。就前一點,章太炎一九二九年四月為弟子馬宗霍(1897—1976)所作的《音學通論》題辭》曰:“妄者乃以今音特殊者悉為古音,此誣之甚者也。宗霍受吾言,退而求方域殊語,乃知其合者半,不合者半也”[72]章太炎此處既是為馬著作序,但也可理解為在響應對自己方言研究的批評。章太炎的這一響應也是其某種自我補充,有說服力。但是,就其未論及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的交融上,如果沈兼士之言不算對開創者前出未精的苛責,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章太炎有意無意的忽視。畢竟章太炎的方法論是探討方言、音轉與文字之間的關系,而與文字沒有關系的部分章太炎忽略不語而已。畢竟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同時也有其一定的民族主義政治動機。關于章太炎的方言研究的反應和評價,孫畢著有《章太炎《新方言》研究》[73],相信為第一本系統研究章太炎方言研究及其影響的論著,對章太炎的貢獻及不備,以及學界的評價,多有詳述,此處不贅。


二《國粹學報》與“南方”話語:與章太炎的關系


1 “南方”與批判的“國學”




國學保存會為鄧實(1877-1951,枚秋)、黃節(1873-1935,晦聞)于一九零五年正月二十日(2月23日)于上海成立(鄧實《國學保存會小集序),該會并創旬刊《國粹學報》。《國粹學報》也是靠近革命黨的學術團體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刊物。鄧實、黃節主具體編務。創刊號撰稿者有鄧實、章太炎、劉師培(申叔)、黃節、陳去?。?874-1933,巢南)、馬敘倫(夷初)。而《國粹學報》第一期的撰稿人,除了章太炎,幾乎都是南社的發起人。從運營經費上看,據一九零六年《國學保存會報告》第一號,國學保存會第一次的特別捐款人有四位,第一位鄧實捐開辦費三百元大洋,黃節捐開辦費二百大洋,其他尚有劉師培捐洋五十元,林畏廬捐洋二十元[74]。顯然鄧實、黃節為創辦骨干,尤以鄧實為經濟上的主要支持者。兩者在經濟上的支柱作用,從后來《國學保存會報告》刊載的所有捐洋記載中清晰可見。


毫無疑問的是,章太炎是《國粹學報》最主要的撰稿者之一,他許多重要學術論文,都是發表在《國粹學報》上的。比如,上面論及的章太炎《新方言》,便是以章絳的名字分別連載于《國粹學報》第三十三期至第四十三期、第四十九期《新方言補》。章太炎與《國粹學報》的關系,學界已經有一定的研究。本文將從“南方話語”出發,進一步探討《國粹學報》與章太炎的關系,并將之比照早期南社與章太炎、早期南社與《國粹學報》的關系,最終探討章太炎與辛亥革命年青一代之間的關聯及斷裂。


《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六號(丙午《1906》)所列會員名錄計有十九名,按其原有順序羅列如下(有*者,未曾加入南社):廣東黃節、江蘇劉師培(申叔)、江蘇陳去?。ǔ材希?、廣東鄧實、浙江諸宗元(真長)、江蘇惲梷森(菽民*)、浙江馬敘倫(夷初)、浙江陸紹明(良丞*)、江蘇高旭(字天梅、號劍公)、江蘇朱少屏(名葆康,別號天一)、廣西馬君武(馬和)、江西文永譽(公達*)、江蘇王鐘麒(毓仁*)、江蘇沈詠韶(厔廬)、江蘇柳亞子(人權)、江蘇吳欽廉(一青)、江西張桂辛*、廣東盧爵勛(藝亭*)、江西胡素(薛賓*)[75]。一九零六年的十九名會員中,如果算上參與籌辦但是沒有正式入會的鄧實與劉師培,后來成為南社成員的國學保存會會員共有十二名。另外,鄭師渠的考證顯示,一九零八年國學保存會會員人數應為二十三人,超出了《國粹學報》一九零七年第三十二期的“附啟”之二十一人,多出來的四人為:安徽黃質(賓虹)、蔡哲夫(寒瓊)、湖北黃侃(季剛)、安徽胡玉韞(樸安)[76]。根據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并非是會員。近年多有人將章太炎說成是《國粹學報》的創辦者,其實不然?!秶鈱W報》創辦之時,章太炎已經因《蘇報》案入獄,章太炎與《國粹學報》編輯、運營上的關系,也不見于《國粹學報》、《國學保存會報告》以及章太炎本人的著述、回憶錄[77]。就本文的意圖,我們可從中讀出至少兩個事實:一是國學保存會成員清一色的南方色彩,這與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南方色彩吻合;二是上述十九位會員中,后來成為南社發起人的柳亞子(1887-1958,名慰高,號亞盧、人權)、陳去病、高天梅(1877-1925,高旭)三位皆列其中,此外尚有后來成為南社骨干會員的朱少屏(1882-1842)、馬敘倫、馬君武,而黃節、沈詠韶(厔廬)、吳欽廉(一青)亦是國學保存會會員。


在上述國學保存會會員名單中,后來傳聞為清臣端方(1861-1911)線人的劉申叔,不知何故未正式加入南社,但卻是南社最早的籌辦者之一[78]。此外,國學保存會發起人之鄧實早在一九零七年冬便與劉師培、黃節等,一道參與醞釀南社,但最終不知何故鄧實卻未正式入籍[79]。又,畫家黃賓虹(1865-1955,字樸子、樸存)與蔡哲夫(1879-1941,成城)俱為南社首批雅集的十七人之二,兩者皆是《國粹學報》主筆之一[80]。另外,南社創辦人陳去病1907年在上海曾主持國學保存會,并編輯《國粹學報》。一九一零年四月十日杭州西湖第二次雅集時參與的馬敘倫(1885-1870,夷初)為章太炎介紹加入同盟會,也是第一期《國粹學報》的撰稿人。后來成為南社骨干之一的胡樸安(1878-1947)也是《國粹學報》編輯之一。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新增加的四名會員,后來均成為南社成員。準此,則二十三名國學保存會會員中,后來介入南社的,計有十六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另一事實:南社早期成員與國粹學報在成員上有相當的重迭。


黃節《國粹學報敘(《國粹學報》乙巳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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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海通,泰西民族麕至,以吾外族專制之黑闇,而當共和立憲之文明,相形之下優劣之勝敗立見也,則其始慕泰西。甲午創后,駴于日本(駴:xiè,義同“駭”)。復以其同文地邇情洽,而收效為速也,日本遂奪泰西之席而為吾之師,則其繼尤慕日本。嗚呼!亡吾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與吾同文而易淆也。譬之生物焉,異種者雖有復雜,無害競爭。惟同種而異類者,則雖有競爭,而往往為其所同化。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也。是故不別日本,則不足以別泰西。然不別夫吾累朝外族專制之朝廷,則又何別日本?夫吾累朝外族專制之朝廷,固皆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也,亡吾國吾學者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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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節這篇文章,頗可窺《國粹學報》宗旨。首先,“泰西”是被作為率先實現共和立憲的先進國家而被認識,而與晚清之獨裁專制相對比,乃優劣高下立見,因而為中國知識分子所向往。無論革命派抑或改良派,這一點為晚清知識分子主流的共識。其次,值得留意的,是黃節的“國學”定義。在本文中,黃節認為中國自秦以來,乃“專制之統一而不國而不學”,故國學不彰已經數千年[82]。黃節隱含著在此將“國學”定義為與專制相對的傳統學術。再次,值得注意的,是黃節所提及“東學”對中國學術現代化所蘊含的巨大影響。所謂“東學”,亦即明治時期日語化的西學以及在前近代漢學基礎上糅合西學的日本學術。準黃節之見,西學透過“東學”而“亡吾學”,是因為明治日本學術與中國學術“同種而異類”、“同文而易淆”,因而易以同化“吾學”。亦即是說,西學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因語言相隔,有一定的難度,而透過日本,中西學術的異質性容易被淡化,日語化的西學更易實現改變中國學術的傳統。“國學”既是晚清對西學、西化潮流的反動,同時,也是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一點,正如章太炎在《國粹學報》祝辭(一九零七年正月)曰:“自棄其重,而倚于人,君子恥之,焉始反本以言國粹”[83]。但同時,必須指出的是,清末的“國學”又是“東學”之副產品。這在兩層意義上這樣說。一是因為“國學”一詞源自日本江戶文化民族主義碩學本居宣長(1730-1801),其強調日本文化獨特性的“國學”在明治二十年(約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日本文化學術的民族主義化過程被再發現;二是因為章太炎們所介懷的西化潮流,相當部份又是在明治日本學術、明治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的影響之下的。事實上,“國學”的文化民族主義側面乃是引自日本,但國人幾乎不察而已。事后觀之,現代中國學術受明治日本的影響,遠遠超乎當今中國人今天之常識。這一問題,但俟有志者的研究。


《國粹學報》雖然以民族主義為訴求,卻并非排斥西學。這一點見于《國粹學報發刊辭略例》之一:“本報于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盵84]在《國粹學報》第一年(光緒三十一《1905年7月20日)第七號中,許守微的社說《論國粹無阻于歐化》批判將國粹與歐化視為對立的說法,曰:“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盵85]另一方面,《國粹學報》排拒明治日本學術,實際與排拒明治新文體影響之下的半文半白文體(以梁啟超為代表)有關。這可見于《國粹學報發刊辭》另一略例:“本報撰述,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務來淵懿精實。一洗近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盵86]雜志規定來稿的文體,委實罕見。這一點,正如老報人戈公振(1890-1935)曾指出,《國粹學報》等雜志因東文體泛濫而抗之,“注重舊學,而實寓種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也?!盵87]準此言之,則至少在晚清一段時間內,改良者喜淺近之東文體,而革命者反而主張復古。此實顛覆了復古于革命與二元對立。


《國粹學報》與章太炎的關聯,至少可以例舉如下數點。首先,《國粹學報》不可不提的另一個特點,是其作為晚清諸子學據點的作用,而這一點與章太炎不無關聯。章太炎、鄧實等力主諸子學為中國學術史主流,而儒家為其中一派。在他們的筆下,中國文化更具備某種多元性。與此相反,康有為立足于今文學派立場的孔子中心主義(孔教),則將這一本來多元化的中國文化以孔教一統之[88]。與章太炎“國學”一樣,黃節等批判性國學反對獨尊儒學。章太炎、鄧實等持此見解,除了古文派立場外,更是出于其史家立場,尤其是學術史家的立場,這與特權化、神學化孔子、儒學的見解,自然是矛盾的。鄧實《古學復興論》認為“我周末諸子,本其所自,各自為學,波譎而云詭,不可謂非吾國學術史一代之光矣。學之衰也,其自漢武之罷黜百家乎?”[89]鄧實高揚諸子,與章太炎影響應有一定關系,也是古文派共同的主張。章太炎認為漢代的官方儒學中心是公羊學,是為專制主義服務的[90]。而攻訐官方儒學以諸子學為中心的學術史,也就戴上了政治色彩。國粹保存學會復興古代學術,也是為了從學術史角度復興長期被體制(尤其是科舉)排斥在外的諸子學。


其次,以《國粹學報》所代表的清末諸子學,也是以“國粹”為器,去應對學術盲目西化之潮。但這不可簡單化為排斥西學,因為鄧實等鼓吹諸子學復興,恰恰與西學的刺激相關。這一點,一如《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九號《社說》(光緒三十一<1905>年)所言:“諸子之書,其所含義理,于西人心理、倫理學、社會、歷史、政法、一切聲光化電之學,無所不包,任舉一端,皆有冥合之處,互觀參考,而所得良多。故治西學者,無不兼治諸子之學?!盵91]。在這一點上,章太炎也是一樣的。章太炎透過日本明治學術去融合西學,這早有研究明證[92]。就章太炎與西學的關系而言,比如章太炎亦嘗言:“原來我國底諸子學,就是西洋底所謂哲學?!盵93]


再次,鄧實們的“國學”對西學開放而又不盲目西化,以傳統為資源批判政治以及其所植根的另一個傳統,光大傳統學術而又自我批判傳統學術,這些特點與今人對“國學”所持有的封閉、保守的印象,實大相徑庭。這些特點可以清楚地從《國粹學報》主要撰稿人的章太炎以及其追隨者中窺見。章太炎與國學保存會會員之間所共有的,正是這一批判意識。最后,與章太炎略有區別的,是鄧實所定義的、以諸子學、儒學等所構成的漢字圈傳統學術,鄧實稱之為“亞洲古學”。鄧實預言“歐洲古學復興于十五世紀,而亞洲古學不復興于二十世紀也?嗚呼,是則古學之復興者矣?!盵94]鄧實明確指出西學導入與諸子學復興之間互動的問題[95],也指出了日本的諸子學熱與晚清諸子學熱之間的關系[96],文中屢言“亞洲古學”,而非“中國古學”,也顯示出他對日本等漢字圈國家學術的意識,這是不太見于章太炎的意識。但是,鄧實將諸子學為主的古典學術復興等同于歐洲的文藝復興,這也彰顯出國粹保存學會以復古而求新的意識,這又是與章太炎相通的。黃節的“亞洲古學”,也顯示了逾越狹隘的國族框架的開放意識。


2 章太炎與辛亥革命青年:《國粹學報》的“國粹”與“南方”



章太炎一九零六年六月出獄來到東京后加入同盟會,同盟會機關報《民報》自第六期起便由章太炎主持。從《民報》第五期廣告部分,便可見《民報》為《國粹學報》東京代辦。就章太炎與《國粹學報》的關系而言,首先,對1903年入獄、1906年起流亡日本的章太炎來說,《國粹學報》是其重要論文的國內發表陣地,其許多重要文章都在其上發表(事實上章太炎在獄中時便是《國粹學報》重要撰稿人);對于《國粹學報》來說,章太炎本人不僅是有反體制前科的人物,也是以東京為基地的革命雜志《民報》主筆。正如《民報》是《國粹學報》的東京代辦處一樣,《國粹學報》某種意義上甚至是章太炎在國內的代理。其次,對于辛亥一代來說,一九零三年《蘇報》案后毅然赴獄的章太炎與鄒容,政治上就是革命的象征人物,而章太炎學術上更是傳統學術的最后代表人物,對《國粹學報》來說,章太炎是最受推崇的的碩學象征。章太炎在《國粹學報》第一期上便發表《章太炎致劉申叔書、《章太炎再與劉申叔書》,第二期上發表《章太炎釋真》,第三期上發表《章太炎讀佛典雜記》,言章太炎為《國粹學報》精神領袖亦不為過,其關系顯然非同一般。再次,就章太炎——《國粹學報》——南社三者的關系而言,假如說《國粹學報》是派生南社的母體的話,章太炎也就與早期南社擁有了間接的關系,章太炎與南社的關系也就不難想象了。這一點將在本文的南社部份進一步討論。


章太炎對鄧實及《國粹學報》的評價,也見于革命成功后的一九一三年四月章太炎《稽勛意見書(二)》,建議臨時稽勛局為明末以來的歷史人物授勛:聯明抗清武將李定國(1621-1662)、鄭成功(1624-1662)等;騰說光復之清末以來的耆儒碩學,如王夫之(1619-1692)、顧炎武(1613-1682)、呂留良(1629-1683)、戴名世(1653-1713)等。同時,章太炎也建議為辛亥革命捐軀者如孫文同志楊衢云(1861-1901)、黃花崗之役司令趙聲(1881-1911)等授勛,而生存者則建議授勛予鄧實。章太炎敘述鄧實功績曰:“著《國粹學報》,發揮民族主義。鼓吹革命,足與《民報》比肩,以出版上海,故不能明斥清廷,然其流行于人心者至矣。其同志有黃節?!盵97]此處有意思的是,章太炎將立足上海的《國粹學報》與流亡東京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相提并論,足見《國粹學報》在章太炎心目中的位置。其次,在上一給臨時稽勛局的信中,章太炎建議的授勛者中,除了犧牲的人外,生存者計有蔡元培(1868-1940)、于右任(1879-1964)、閻錫山(1883-1960)等十數位[98],在第二封信中,鄧實為章太炎建議授勛者中唯一的生存者,足見鄧實在章太炎心目中的位置。臨時稽勛局在宋教仁被袁世凱刺殺的三月二十日后,于七月被袁世凱取消[99],此乃后話。


章太炎雖既非編輯亦非會員同仁,但對《國粹學報》顯然學問上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響力。流亡日本期間,章太炎曾寫有《致國粹學報社書》(1909年11月2日)一文,刊發于《國學保存會報告》第三十九號,文中章太炎如是批評《國粹學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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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學報社者,本以存亡繼絕為宗,然篤守舊說,弗能使光輝日新,則覽者不無思倦。略有學術者,自謂已知之矣。其思想卓絕、不循故常者,又不克使之就范。此蓋吾黨所深憂也。弟近所于學子討論者,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蓋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龠也;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中略)漢學中復出今文一派,以文掩實,其失則巫。若復甄明理學,此可為道德之訓言(即倫理學),不足為真理之歸趣。(理學諸家皆失之汗漫,不能置答則以不了語奪之。)惟諸子能起近人之廢,然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茍弄筆墨者,或變為猖狂無驗之辭,以相誑耀,則弊復由是生。(中略)貴報宜力圖增進,以為廣大國學之原[100]


在此,章太炎以長者的身份談到了《國粹學報》在“存亡繼絕”上之不足,并寄托了自己的期待。說白了,就是章太炎認為《國粹學報》必須避免重復宋明理學之空疏,同時要改變低不成高不就的現狀,以引領中國學術界,復古而求新。在此,章太炎談到了他晚近學術之關心:“以音韻訓詁為基,以周秦諸子為極,外亦兼講釋典?!?/span>以音韻訓詁為基,則因“學問以語言為本質”;以周秦諸子為極,則因諸子深求義理,以真理為歸宿;“外亦兼講釋典”,則是指章太炎對唯識佛教的鉆研,這也與其闡發義理的學術、思想動機有關。也就是說,章太炎在謀求一種以語言為基礎的、并非蹈空鶩虛的學問體系,以給中國學術注入新的活力。亦即本于小學訓詁的原則,實事求是,卻不失義理的關心。章太炎擔心《國粹學報》只是流于守舊而不能創新,也是擔心《國粹學報》重復宋明理學的空疏之論。


章太炎具體批判的是哪一篇論文,不得而知。至少,在之前一年,廣東出身的黃節發表題為《嶺學源流的社說于《國粹學報》(第四十期,戊申年《1908),詳細介紹了廣東學術自明代以來如何上沂濂、洛(周敦頤濂溪先生、程顥程頤兄弟),下開陳白沙(陳獻章,1428-1500),而湛若水(1466-1500,甘泉先生),粵人之心學大家踵現,而令嶺南成為心學重鎮[101]。黃節并因此生造出“嶺學”(嶺南學術之意)一詞?!皫X學”一詞,固然屬于本文所說的晚清“南方話語”。這一生造的詞,大概是模仿朱熹(1130-1200,字元晦,號紫陽、晦庵)及其門徒之“閩學”、“徽學”(徽州學術及文化)、以清朝江永、戴震為代表、包含其江蘇金壇段玉裁、凌廷堪、郝懿行、阮元等“皖學”(皖派學術)、以惠周惕、惠士奇、惠棟、錢大昕、江聲、江藩、王鳴盛、洪亮吉等為代表的“吳派”之類學術史思想史用語[102]。黃節并非理學心學徒,學術主張毋寧說與章太炎相類,并受太炎影響。因此,上文可能僅是表明了粵人黃節“吾愛吾鄉”之類意識或者對東南學術興盛的羨慕而已。但是,理學心學畢竟有違于章太炎這一時期所倡導語言文字學以及諸子學。章太炎所倡導的諸子學以小學為基、闡發義理,或者融西學、佛教唯識學于諸子學其內。雖然沒有證據顯示章太炎的文章是批判黃節,但章太炎上述的批判,顯然是適用于黃節這一篇社說的。至少黃節這一類的文章在學術上畢竟無法滿足章太炎對《國粹學報》的期許。


那么,《國粹學報》是如何對待章太炎的批評呢?在《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四十二號上以學會的名義刊出《國粹學報明年之特色》,雖然并非提及章太炎文章,但從時間和信中內容來看,顯然不無響應章太炎該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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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三冊幸已告成,雖未敢謂巨制鴻篇,國學之粹,盡在于是。然撰述之大旨,則力避浮華而趨于樸學,務使文有其質,博而皆要,非關于學術源流、有資考古者,不錄。庶幾韓子所云“惟陳言之務去者”韓愈《答李翊書》。至于保存古物、不遺故聞,訓釋周秦諸子之書,使盡可讀,引申乾嘉諸儒之學,不絕其緒;銓明小學,以為求學之門徑,謹守古誼,以母越先民之訓。五年于茲抱茲墜緒,未敢或渝,是則本報區區之志,所欲與天下共見之者也。[103]


無論是鄧實等人對諸子學的態度,還是其對西學的態度,特別是復古而求新的態度,無不可見《國粹學報》中章太炎投下的影響。尤其《國粹學報》在延續乾嘉以來的學術史整理上,與章太炎的主要關心遙遙呼應。如果說章太炎為晚清以來最大的學術史家,那么,《國粹學報》則為晚清以來最主要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中心。章太炎的學術史擁有鮮明的個人框架,這一鮮明個人色彩顯然也影響了《國粹學報》。章太炎、鄧實、黃節等政治上以“國粹”對照滿族統治者文化、政治上之“非我族類”,道德意識上彰顯士人“行己有恥”的意識,以高揚革命意識。故國內的《國粹學報》與東京的《民報》,實一顯一隱,相得益彰。


就本文所著眼的“南方話語”而言,《國粹學報》無疑也是國內最重要的陣地之一。后來成為南社主將的陳去病在《國粹學報》第二十八期至第三十六期(1907年)上連載了《明遺民錄》,高揚夷夏之防意識,暗示自己的遺民身份,與《國粹學報》上連載的黃節《黃史》之類的敘述相呼應。陳去病在《明遺民錄敘中曰:“所謂內外之防與志節之可貴哉!故發憤編纂成明遺民錄若干卷如下方,亦蘄類族辨物之圣,知所敬愛以自譬況。神洲縱陸沉而人獸其倘判乎!”,并于“凡例”中曰:“遺民心系故國,衣冠正朔,自與新朝不同,(中略)吾儕所以崇拜遺民者,謂其感戴舊君,恥臣新主也?!盵104]矛頭直指清廷。此與章太炎對顧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之遺民意識之推崇,如出一轍,也暗示了戊戌變法失敗后士人對靦顏事清的漢族官僚之不屑,同時也看出陳去病如何以遺民自況。趙園指出,明清之際的“遺民史論”,是遺民用以自我界定、闡釋的常用方式,是尋求某種自我象征,以至尋求將自身經歷納入史述的途徑[105],乃是一種道德實踐[106]。這些都適用于描述章太炎、《國粹學報》同人以及后來的南社初期同仁的遺民意識。事實上,一九零三年章太炎、鄒容被捕的“蘇報案”后,革命黨人的“南方”話語都帶有濃烈的遺民意識。這一遺民意識在晚清較早地見諸于章太炎等的南明史敘述,更延續于后來的《國粹學報》、南社作品。南社成員更感興趣的古學其實也只是被禁毀散佚的明遺民史實和著作,并延及宋遺民的詩文[107]。在革命大潮愈涌愈烈之際,晚清的“南方話語”戴上了濃烈的政治意味。


三 “南方”話語典型之南社:章太炎、“文”的革命與辛亥革命青年


2 章太炎與辛亥革命
青年或五四新文化中年:以南社柳亞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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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柳亞子、李子因參加“南社”研究古代哲學


在此,筆者欲就柳亞子與章太炎的關系,進而探討章太炎對南社的影響,以進一步說明章太炎對辛亥革命年輕一代的影響。章太炎對柳亞子首先是有著直接的師生之誼的。柳亞子在《南社紀略》中提及,他一九零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春,因好友、后來成為南社創辦人之一的陳去?。ǔ材希┡c同邑金鶴望先生的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做會員,到了上海進了愛國學社,而認識章太炎等[108]。金鶴望(金松岑,1873-1947)則是章太炎好友、柳亞子的老師、江南宿儒,也是人們熟知的清末小說《孽?;ā返淖髡?。因此,章太炎的影響,也似可推而廣之為章太炎對南社的影響。就柳亞子而言,認識章太炎與柳亞子自己確定革命立場之間,是有著直接關系的。


柳亞子《自撰年譜》中言及:一九零三年十七歲時“入愛國學社,識章太炎、鄒容嗣聞章、鄒威丹、黃中央、蔡孑民、吳稚暉諸先生,始確定革命宗旨?!盵109]章太炎等革命先行者的巨大影響,顯而易見。柳亞子在《我和言論界的姻緣一文中提及,1903年,進了愛國學社后,“和章太炎、鄒威丹兩位先生很接近”,章太炎寫《駁革命駁議反駁一篇主張君主立憲改良主張的文章《革命駁議,章太炎“開了一個頭,他不高興寫了,叫我續下去,我續了一段,同邑蔡治民先生也續了一段,末尾是丹威先生加下去的?!保ā兑萁洝穭摽?,1936年3月5日[110])章太炎、鄒容在愛國學社時代與柳亞子的密切關系,也由此可窺見。


章太炎早在《蘇報》案發生前的一九零三年五月便曾有《致陶亞魂、柳亞廬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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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閱傳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紀孔、?;蕿槁氈?。人生少壯,苦不想若,而同病亦相憐也。鄙人自十四五歲時,覽蔣氏《東華錄》,已有逐滿之志。丁酉入時務報館,聞逸仙亦倡是說,竊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對山之妄語?!队垥分小犊偷邸分T篇,即吾往歲之履轍也。今將是書呈覽。二子觀之,初進化時,未有不經紀孔?;识P者。[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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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也與上面的信同刊于東京《復報》第五號(刊載時太炎已出獄后流亡東京)。據朱維錚、姜義華解釋,陶亞魂為柳亞子愛國學社同學,一九零四年去世;“傳文”指的是章太炎在愛國學社任國文教員時出題《XXX本紀》,要學生模擬帝王立傳的“紀”的體裁,為自己立傳,暗暗嘲弄皇權;“對山”則是明朝文學家、弘治十五年(1502年)狀元康海(1475-1547,字德涵)的別號(康海著有《對山集》),此處則借指改良派代表康南海[112]。從此信中也可以看出,章太炎自己也曾經歷改良至革命的轉變,而柳亞子等愛國學社學員由改良往革命的轉變,確實是在邁向革命實踐的章太炎、鄒容巨大的影響之下的。


早在一九零二年,弱冠十六歲的柳亞子曾以“亞廬”筆名,作《鄭成功傳,一九零三年從國內投稿刊于日本出版的《江蘇》雜志,文中譽鄭成功為“數百年來”、“無人過問之英雄”、“永為黃族好男兒模范”[113]。柳亞子對鄭成功精神的弘揚,不獨視其作為反滿之遺民,亦意識到新的世界格局中國的危機而呼喚“英雄”。而柳亞子重述過往歷史尤其明末清初遺民史的兩個動機,如上面所述,貫穿于章太炎、《國粹學報》、南社的敘述中。這是國內政治、政治雙重危機中對歷史的重述。這一點清晰地見于柳亞子《鄭成功傳》中的敘述:


“以渺渺一歐羅巴,地不滿四千,人不滿四億,率其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以憑凌世界,風潮磅礴,日月慘淡,異族殊類,低首貼耳,夷為歐隸?!?/span>


“吾讀亞洲史而愧,愧其無英雄也。吾讀歐洲史而羨,羨其有英雄焉。(中略)則所謂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方將出現于皇漢之歷史,又何至為歐人之專有物也?!盵114]


此文發表時,章太炎已經因《蘇報》案于六月三十日被捕[115],章太炎一九零三年十月于獄中在雜志《江蘇》上偶然讀到愛國會弟子之柳亞子此文,致信激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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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弟所為《鄭成功傳》,曩吾睹弟之面,而今睹弟之心矣。雜志草創時,辭頗噎塞,數期以來,揮斥慷慨,神氣無雙。進步之速,斯為極點。而弟所纂《鄭傳》,亦于斯時發現,可謂智勇參會,飆起云合者也。[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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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信后來發表于《復報》第五號(1906年8月25日)。章太炎對柳亞子的關注,自然與柳亞子作為愛國學社學員身份有關,但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到,柳亞子本來便深受太炎的革命思想影響。


章太炎因《蘇報》案身陷囹圄,此案震驚中外,對柳亞子一代影響巨大。柳亞子《自撰年譜》中曰:《蘇報》案后,“嗣聞章、鄒入獄之耗,書空咄咄,為不怡累月?!盵117]悲憤之情,躍然可見。柳亞子在自傳《五十七年》中亦提及,太炎、鄒容入獄后柳亞子曾去探監,但因為只能探望一人,而未能探望鄒容,而未料從此天人相隔,而引以為憾。柳亞子并提及,“太炎先生后來還和我相見幾次,雖然因種種的關系,彼此不能融合無間,重修‘愛國’時代的舊好?!盵118]這里柳亞子寫得含糊,不知其與太炎“不能融合無間”具體指的是什么。無論如何,柳亞子《自撰年譜》中卻也提及,丙午(1906)年“章太炎先生出獄,迎赴吳淞中國公學,旋送別東渡?!盵119]柳亞子于一九零六年于《復報》第3至10期連載《中國滅亡小史》中,專門為《蘇報》案列一節,《小史》結尾部分曰:“讀章炳麟《革命軍序能無憤憤歟!今者時局一變又在文學時代矣。胡焰既衰,絕不能以文字之獄殺我同胞。則鼓吹不患其中止,特視我民之實行何如耳?!盵120]柳亞子對章太炎的景仰之情,也是不能小覷的。


如前所述,初期南社與國學保存會人員約三分之二為重迭,其關系確實密切。因此,言初期南社為《國粹學報》所派生之文學團體,似不為過。同時,也因南社成員與國學保存會成員的高度重合,南社也因此與章太炎獲得了直接的聯系。假如說一九零三年這一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的話,這一轉折的徹底實現則是之后日俄戰爭的爆發。日俄戰爭(1904年2月–1905年9月)令中國士人在國內政治層面上進一步認清清政府之軟弱無能,在國際政治層面上擔心被開除“球籍”,這一焦慮愈演愈烈變。章太炎、鄒容在獄中期間,世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都是柳亞子一代辛亥青年轉向革命的外部環境。一九零五年創辦的《國粹學報》也可以說脫胎于這一時代的大潮之中。南社則可以說是偏于學術史的《國粹學報》在文學領域的延伸發展,更是革命浪潮愈演愈烈的表現。一九零三年這一革命的轉折,其象征性的表現之一,正是由鄒容、章太炎所代表的以文字鼓吹革命為特征的“文的革命”。這一以語言為炸彈的“文的革命”,對新一代影響深遠,令“文”的革命成為洶涌狂潮,摧枯拉朽。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過多地集中在武昌起義等武裝斗爭,“文”的革命宣傳所帶來的巨大效果,多少被忽視。而章太炎文的實踐所起的革命作用,與千軍萬馬之威力,又何遜有之?其實,正如李鴻谷所指出,辛亥革命的力量因得到留學生群體等知識分子之助,由邊緣而核心,超越從前[121]。而章太炎正是統合這些海內外革命知識青年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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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太炎與柳亞子世代之間斷或隔膜:辛亥革命青年導師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老人


上面探討了章太炎對柳亞子的巨大影響,試圖由此彰顯章太炎對早期南社成員的影響,以說明章太炎與辛亥革命青年之間的關聯。此處則要探討章太炎與柳亞子之間的斷裂,由此凸顯章太炎與早期南社成員之間,推而廣之,與部分辛亥革命青年之間的不同。


首先,如上面所論,柳亞子政治上投身革命,與他受章太炎、鄒容的影響不無關系。但是,此處也想提出的是,柳亞子以及其他早期南社成員文學上毋寧說更受梁啟超、黃遵憲等文學改良的影響。就此,柳亞子曾在《我對剏作舊詩和新詩的感想》(1933年6月)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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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六歲那年,讀了梁啟超《新民叢報》內的《飲冰室詩話》和《詩界潮音集》,熱心于詩學革命,便把以前所作的東西,付之一炬。(中略)梁啟超和龔自珍,在當時可說是我腦海中的兩尊偶像。自從《國民報》提倡排滿、反對?;?,《大陸報》又攻訐康、梁的私德,我的信仰心漸漸搖動。十七歲讀書在上海愛國學社,認識了章太炎、鄒威丹,此后反對梁氏,不過他的詩我至今還是有幾句喜歡的。[122]


如前面論述,柳亞子開頭在政治上是認同改良的,后因章太炎、鄒容的影響而轉向革命。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柳亞子年輕時在文學上認同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后來則是因不喜歡梁啟超的政治改良主張而自我壓抑了文學上對梁氏的喜愛的。盡管如此,柳亞子文學上認同梁啟超、黃遵憲的主張,這在南社詩歌多用西典、間用口語的特點中還是明顯可見。從上述引用中也可以看出《蘇報》事件對柳亞子一代決定性的影響,它令許多年輕人從改良的幻想中徹底醒悟過來的。袁進指出,以柳亞子為代表的南社士人,集梁啟超的“詩界革命”與南社所標榜的復古主義于一身,“詩界革命”所倡導的引西典、“舊風格含新意境”等改良主張在他們作品中都很明顯。甚至可以說“詩界革命”的探索,主要在南社身上[123]。柳亞子一九零七年(光緒三十三)冬的詩曰:


慷慨蘇菲亞,艱難布魯東。

家人真絕世,余子亦英雄。

憂患平生事,文章感慨中。

相逢平一醉,莫放酒樽空。[124]?


引俄國女虛無黨(無政府主義黨)蘇菲亞(Sophia Lvovna Perovskaya,1853-1881)、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布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入詩,這正是詩界革命的影響。其時,這一詩界革命的文學改良主張,也不獨柳亞子,也是早期南社許多成員的特征之一。而且,這一共同的特征也能說明他們的“復古”與《國粹學報》的“復古”之間的不同。比如,高旭(鈍劍)《愿旡盡齋詩話》最能表達早期南社與詩界革命的文學改良主張之間的關系。高旭曰:“作詩不可不學古人,亦不可太學古人?!薄笆澜缛招?,文界詩界當造出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黃公度詩獨辟異境,不愧中國詩界之哥倫布矣?!薄霸娢馁F復古,此固不刊之論也。復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中略)故詩界革命者,復古之美稱也?!盵125]


民國建立后,滿族政權不存,清末洶涌澎湃的“南方”話語也因為“北方”之不存而最終成為歷史。章太炎對柳亞子的影響(或者說柳亞子對章太炎的評價),也有了很大的變化。至少我們可以看到柳亞子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在致信新南社成員任夢癡的信中開始對章太炎略有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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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章太炎一流人,只講狹隘的民族主義,以為排去滿洲,就把民族主義達到了。?孫先生的民族主義,卻主張‘國內諸民族一律平等(所以容許蒙古自治),中國民族在世界上獨立自由(所以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那豈是講狹隘的民族主義的人所能了解的呢?[126]



從柳亞子此處對章太炎的微詞,可以看出他對章太炎思想的理解過于簡單,因為這里顯然可以看出他顯然未必讀過(或讀懂)章太炎的思想理論類的著述,比如他未必理解了章氏名著《齊物論釋》批判國家對個人壓抑、批判國家主義、尊重差異性的思想[127]。也許這一“簡單”為許多辛亥革命青年所共有,也未可知。試想,章太炎晦澀的文章,又有幾個人可以讀懂?


尤其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后,章太炎更對國共兩黨開火。章太炎對共產黨的批判,至少見于共產黨成立四周年之時,而他的批判也同時指向聯俄聯共的國民黨,認為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128]。國共兩黨聯俄的策略當否,自有史家評論,此處存而不議。身為國民黨左派的柳亞子對章太炎的批判是否因章太炎批評孫文,這不得而知。就章太炎對孫文的批判而言,比如說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章太炎在演說中說:“孫中山后來的三民主義,乃聯外主義、黨治主義、民不聊生主義。今日之中國之民不堪命,蔣介石、馮玉祥尚非最大罪魁,禍首實屬孫中山。他們現在說以黨治國,也不是以黨義治國,乃是以黨員治國,攫奪國民政權,而對外仍以中華民國名義?!闭绿渍J為黨國化與袁世凱稱帝相去不遠,本質就是“一個黨要做皇帝”。在這一演講中,他甚至批判孫文和蔣介石此舉就是“叛國”,并借用一九二五年逝世的孫文遺囑用語說:“叛國者國民要合起討伐之。故吾謂革命尚未成功,國民尚須努力,應共奮起?!盵129]章太炎在此呼吁繼續革命,結束黨治,其呼聲,在其時可謂一聲驚雷,因為章太炎指出了國權、黨權與民權三者之間可能的對立。一個月后的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第五十八次常會通過了議案《呈請通緝反動分子章太炎案》[130]。此時此刻,曾與孫文、黃興并列辛亥革命“三尊”之一的章太炎,顯然已成為國民黨的敵人。柳亞子對章太炎批判國民黨持何樣的態度,不得而知。但可以猜想,柳亞子作為孫中山忠實的追隨者,是不可能同意章太炎激烈的體制批判意見的。而且,毫無疑問的是,此時的柳亞子與章太炎之間已經有了很大的距離。


民國建立以后,就柳亞子與新文學的關系而言,新文學方面的胡適在一九一六年《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中曾揶揄南社的“名士詩”,認為楊杏佛的白話詩遠勝之[131]。旅美期間的胡適對南社多有攻訐[132]。柳亞子也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所刊之《與楊杏佛論文學書》中直言胡適“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盵133]。但是,有史料顯示,柳亞子事實上至少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文學上便轉向贊同新文學,一反他以前對白話文的批判。比如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致呂天民》中便對新南社成員、后來任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的文友呂天民(呂志伊,字旭初)攻訐新詩而不以為然,信中也對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院委員的友人張繼(字溥泉)反對白話文頗有微辭[134]。這一態度在三十年代變得更為明顯。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所發起的《我們對于排行新文字的意見》上,柳亞子與蔡元培、孫科(1891-1973)、魯迅、郭沫若(1892-1978)、陳望道(1891-1977)等一起為開頭的幾個簽名者[135]。所謂“新文字”,就是拉丁化的漢字(音)。雖然此舉大概與其時救亡運動的氛圍不無關系,但柳亞子畢竟曾是國學保存會成員的柳亞子。也許這也是順理成章的變化,因為早期南社人雖然認同復社、幾社的明末傳統,但又同時又是渴望參與以西方為代表的“世界”[136],而這一“世界”的主流是由拉丁、羅馬字母構成的。柳亞子等許多早期南社人的“復古”,其實本來他們的“復古”更多是政治層面的,亦即“復明”而已。他們的“南方性”是在這一層面上的。由此亦可窺見章太炎以及鄧實、黃節與早期南社人之間的重大差別或斷裂(至少文字訓詁方面頗有建樹的胡樸安應是一個例外)。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重大影響之一,就是為謀求某種國際化,而建構某種新的國家認同[137]。一如徐國琦所指出,“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nationalist internationalism)與“國際主義的民族主義”(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成為謀求國際化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新的認同[138]。在新的時代氛圍中,“國粹”、“復古”勢必成為邊緣,從中不難想象章太炎、國學保存會的命運:國學、復古,不再成為年輕士人的身份認同的內容,取而代之的,是更易于“翻譯”或“接軌”西方的新文學的白話文,甚至是拉丁化、羅馬化文字,被認為更容易與“現代”、“世界”、“文明”等新的價值相連。這些新的價值成為年輕一代追求新的身份認同的重要構成。章太炎、南社一代的民族主義中尚可見的夷夏之防意識,此時已經蕩然無存,也算是與時俱進??谡Z、西化文體等,意味著中國進一步既是被迫又是主動地自我納入這一西方軍事和文化主導的世界體系。從而現代性與文化的自我殖民之間也就有了不易清洗的復雜關聯?!澳戏健币约捌涿鎸Φ摹氨狈健?,這些關鍵詞越來越不足以說明世界。殆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章太炎弟子如魯迅、錢玄同(1887-1939)等紛紛出走,這也即是從傳統出走。也有如周作人者,努力訣別這一傳統卻又不得不與之若即而若離。而柳亞子等辛亥革命青年,也慢慢敬章太炎而遠之。又更何況“五四”青年?


四 作為中國史結構的“南方”及其再生產


1 作為中國史“結構”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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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清末的“南方”話語,首先當然是一個空間概念,從國內的層面看,是一個區別“北方”、對抗北廷的話語裝置。其次,清末的“南方”又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有著“南明”、“歷史”、“傳統”、“遺民”等意涵。此外,這一“南方”話語也是在全球空間(globalspace)中的空間配置實踐。這一全球空間當然也是十九世紀第一次全球化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語境中的空間。晚清“南方”這一空間配置實踐所表現出來的,也是文化上學術上與“西方”的差異性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南方”空間,也是國族空間(nationalspace)的隱喻。假如說“南方”也與體現了辛亥革命之動力之一的地方之力相呼應的話[139],清末的“南方”話語其實在有著國族色彩的意義上又是有著一定虛擬性的“地方”話語[140]。這一國族空間直接見于清末的國學話語,也直接間接地見于南社的詩文等話語中?!澳戏健?,正如《國粹學社》的“學術”與南社的“文”一樣,也就成為某種動詞性的詞匯。亦即是“文”的實踐和“文”的行動。同時,這一實踐或行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藉助了某種過去的時間:亦即某種中國歷史敘述。這一時間性(temporality)的高揚,是與西來/襲來的普遍化了西方的時間,處于緊張關系之中。在此意義上,這一“南方”的不僅是空間化,也是時間化。它之所以是某種政治實踐,是因為它在“文”與“學術”中重構,并且在與出版資本主義的結合中,建構某種語言公共空間,以影響政治意識與政治進程。


其實,“南對北”、“南”優于“北”之類的話語結構,因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其實是由來有自的結構。這里所說的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指的是中國史在生產方式方面由兩部分構成的互動的中國:北中國的游牧、半游牧社會對應南中國的農耕社會(秦一統中國后其中間線則是長城);或者說,在管治制度方面秦漢之后北中國的羈縻制度對應南中國的郡縣制。這一生產方式與社會制度上的區分,又由于事實上“北”中國游牧民族軍事上對漢族為主的“南”中國農業社會明顯的優勢所強化。事實上,類似的“南北二元結構”早出現于郡縣制出現的秦漢之前。比如《禮記》卷三十一《中庸》中有如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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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span>

(注釋:抑:語助詞;而:言女,汝也,子路也,此處孔子反問子路,“強有多種,女今所問,何者之強?”《孔穎達疏》;衽:臥席也;金革:軍戎器械也;流:移也;塞:或為色《鄭玄注》,猶實也《孔穎達疏》。鄭玄注“國有道不變以趨勢;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背C:強貌)[141]


上面的引用展示了“武”因而“無道”的“北方”,對應“文”因而“有道”的“南方”的結構??追f達疏:“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褊急,故人生剛猛,恒好斗爭。(中略)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沖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保?,音扁,褊急:氣量狹隘,性情急躁)。[142]


類似的“南方”話語演變成明末清初的遺民政治文化。明末清初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王夫之(1619-1692)等,為這一遺民譜系提供了范例。就“南方”話語而言,明清之際便有王夫之、黃宗會(1618-1663,字澤望,號縮齋)般最激烈的南北論,將反清情緒借地域概念表達為?“夷夏——南北”論[143]。與之相關聯的是,明末清初的“南方”也是某種文化認同、政治認同的表述和實踐。借用趙園的說法,這是明末清初遺民的“自我形象制作”[144]。在晚清的媒體空間中,這一文化認同、政治認同在公共空間中的表達,更擁有了高度的政治性。章太炎對辛亥的革命青年的影響之一,也正在此。秦春燕留意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時,《制言》半月刊第二十至二十六期上發表了許多挽聯,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三十幅對聯,將章太炎與明季遺民相提并論[145]。此固然為蓋棺定論之言,從章太炎思想的豐富性來看,雖然這一印象不無單一之感。但是,此一單一、單純的“章太炎”,也許正是辛亥革命年輕一代眼中的“章太炎”。大概未必是章太炎的學術,而是章太炎與晚明遺民相連的氣節,才是辛亥革命青年最受章太炎影響之處。也許章太炎自己對此“定論”始料未及。無論如何,奮筆高揚清末士氣、毅然以死赴獄而一振晚清士風者,舍太炎其誰也?


就南社而言,他們“演出”、實踐了中國“士”與“文”傳統上最后的一幕。在“文”與革命的結合中,也留下其獨特的一頁。從中可以看出,士氣高揚令中國的士和文的傳統臻至極致。然后,中國進入了“現代”這一貌似熱鬧無比、實則整齊劃一而了無個性的溫順的“現代”。外敵的入侵,更令人們呼喚一個強大的國家,紛繁的個人也漸趨劃一,并且慢慢在強國之夢前變得渺小、黯淡。即使進入和平時代,這一整齊劃一的沉寂變得不言自明而未被質疑。甚至,對這一整齊劃一的維護,也成為新的壓抑本身。無論如何,辛亥凜冽之文,也許可以視為也中國士人之文的實踐之絕唱,同時,也許又是進入“現代”前最后的挽歌。


另一方面,“南方”只是一個語言策略,而不是一個范疇。將之范疇化的話,這一“南方”必然也帶上了某種局限。事實上,在以柳亞子為代表的“章太炎”“讀者”的辛亥革命青年中,許多人便將章太炎的“南方”誤讀為一個范疇。這一誤讀的框架便是漢族中心的種族革命框架。其局限首先表現在:以明代十八省為框架的漢族中心的南明史觀,無法還原一個真正的歷史的“中國”:以長城為分界線,北以游牧社會為主,兼以如入關前的女真人般以狩獵、采集經濟為主,游牧為輔;而南則為農業社會,亦兼以狩獵、漁業、采集經濟為主的南方少數民族。不僅“南方”正是這一北方軍事、政治力量所促成的進一步民族融合的結果,整個漢族何嘗不是如此?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漢族這一“南方”將游牧等“北方”部分地融合于其中。南社同人們所解讀的“南方”當然亦并非全然是章太炎的“中國”,但是它卻構成了以南社為中心的辛亥革命青年的“南”亦即他們所理解的“中國”。章太炎對辛亥革命青年的巨大影響固然重要,但是,他們所理解的這一“章太炎”固然是章太炎的某一面,但是,這一理解必然也是片面的。它不足以解釋《民報》時期章太炎充滿戰斗氣息的文章中頻頻流露的對民族之狹隘性的超越、對弱小民族的深切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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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操南音不忘其舊”:近現代最廣泛的革命文學實踐之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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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南方”話語之典型,莫過于晚清的南社,顧名可思其義也。與一九零五年二月創辦的《國粹學報》相比,雖然南社成立的時間晚四年,但兩者關系密切,尤其人員上高度重迭,這一點前面已經有所論述。從人員上,從南社與《國粹學報》的密切關系來看,言早期南社為《國粹學報》派生的文學團體,似乎不為過。也因為南社成員與國學保存會成員的高度重合,南社也因此與章太炎獲得了一定的聯系。

從本文意圖中章太炎與辛亥新一代的關系而言,南社成員與章太炎的聯系,雖然并非如《國粹學報》般直接,章太炎似乎也從未直接輿南社發生過聯系,但是,如本文將論及,創辦南社之前的青年柳亞子、陳去病等,卻是在章太炎巨大的影響之下。章太炎、《國粹學報》、南社三者之間最根本的聯系,主要在于復古的精神與反清種族革命的結合。南社的復古態度與這一夷夏之防的本文化中心意識,是密切相關的。南社因為認同明末反清復明的江南文學結社復社、幾社,而復社、幾社認同文學復古,不喜公安派,因此,至少在字面上南社在文學和學術上容易因章太炎的“復古”話語而產生共鳴。其“復古”,更多是政治、文學上復明之“古”。在這一點上,南社的“復古”,與其成員的文化身份認同、民族主義認同有關,也與作為修辭策略的“復古”有關。他們的“復古”,未必如章太炎、鄧實般主要是以小學為基,由古音韻而先秦諸子、周秦原儒,也更未必如章太炎、鄧實般以諸子學相對化儒學中心的傳統,以復古而創新。本文這一部分的主旨,也正在于探討章太炎及鄧實們與南社之間的關聯及斷裂。


據孫之梅統計,南社一九一一年正月編發的《南社社友通信》有193人,最高峰的1916年柳亞子《南社紀略》所統計的社友計1170人,其中最多為江蘇437人,浙江226人,廣東172人,湖南119人,安徽54人,福建23人,蘇浙粵湘約占五分之四之強[146]。南社之“南”,一目了然。南社最初醞釀于一九零七年,正式成立于一九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宣統元年十月初十),以上海為活動中心,發起者為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江蘇人高旭(1877-1925,字天梅,號劍公)巳酉九月初四日(1909年10月17日)發表《南社啟》于同盟會會員于右任(1879-1964)創辦的《民吁日報》,文曰:

中國國學中之尤為可貴者,斷推中國文學,為世界各國冠,泰西遠不逮也。而今之醉心歐風者,乃奴此而主彼,何哉?余觀古人之滅人國者,未有不先滅其言語文字者也。嗟乎痛哉!伊呂倭音,彌漫大陸,蟹形文字,橫掃神州。此果黃民之福乎?(中略)然則社以南名,何也?《樂》曰:“操南音不忘其舊”,其然,豈其然乎?南之云者,以此社提倡于東南之謂?!奥释林疄I,莫非王臣”,原無分于南北,特以志其始也云耳。(中略)今者不揣鄙陋,與陳子巢南、柳子亞盧有南社之結,欲一洗前代結社之積弊,以作海內文學之導師。余惟文學之將喪是憂,幾幾乎忘其不自量矣!試問今之所謂文學者何如乎?嗚呼!今世之學為文章者、為詩詞者,舉喪其國魂者也。[147]


? 寧調元(字太一,1873-1913)《《南社集》序中又曰:


?吾友高子鈍劍柳子亞盧等既以詩詞名海內,復創南社,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蔚為巨觀。鐘儀操南音,不忘本也。(中略)斯編何取乎。曰:輯詩非選詩也。于先王之書,《樂記》道之一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故哀樂感夫心,而詠嘆發于聲。斯編何音?斯世何世?海內士夫,庶幾曉然?喻之而同聲一慨也。夫嗟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子夏序詩,是以君子謂之知言?!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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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寧調元兩序,足可窺南社之宗旨。首先,高、寧二氏族皆提及的“操南音不忘其舊”,“鐘儀操南音,不忘本也”,典出《左傳》成公九年(西元前582年)。被鄭國獻于晉國的楚囚鐘儀,在晉侯(晉景公)面前,南冠而禮,晉侯問其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晉侯使人與之琴,鐘儀坦坦然操南音而應。南音者,楚聲也,即楚國音樂。鐘儀雖為囚身,其不背本,令人感其仁;其不忘舊,令人感其信;其無私,則令人感其忠[149]。寧調元為湖南人,楚人也?!澳弦簟辈粌H指南方的音樂,至少在宋代,吳方言、閩方言、楚方言等也被稱為“南音”[150],這些方言,尤其吳音,都與南社成員關系密切。這一典故可窺見南社人的文化認同意識和政治意識。此當是暗示不敢遺忘異族入主中原而亡明之恨。南社對革命的態度此處炳然可窺,也可由此聯系其與南方革命派的關系。在寧序中,引《詩經·小雅》中“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既含有映射滿清政權之意,又可理解為清末西力東漸對中國形成的威脅,乃是融傳統華夷之辨意識與現代民族主義于一體。


其次,寄予“文學”如此高期待,亦是南社的一大特點。顯然,這也是文學的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是典型的文學行動,而非文人閑適趣味。此一“文學”,其開始之處便有著高度的公共性。再次,高旭所言之“文學”,是狹義之以傳統詩文為主的“文學”,與《國粹學報》之不同。因為《國粹學報》的“文學”概念,是章太炎無所不包廣義的文學概念,比如說美術、金石等亦囊括于其中。此一如龐俊注釋所言,“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為文學,蓋即周秦文學之義?!盵151]此見于章太炎《文學總略》開篇所言:“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152]。但是,如高旭所言,這一“文學”既為“國學”之構成部分,因此,也可理解為彌補《國粹學報》之不備。此一“文學”的提倡,是有著抗衡西方文學和日本文體用意的,因為在高旭看來,中國的文學為國學之精髓,其傳統雄立于世界文學之林。


與章太炎“文學”概念一樣,《國粹學報》的“文學”概念也是有所針對的。從國內政治的層面看,“歐風”和日本文體(東文體)所表征的,正是以梁啟超等為代表的改良派路線,而《南社》的立場,政治上屬于章太炎等所代表的南方革命派,雖然程度不及《國粹學報》,南社一定程度上類似于章太炎所代表的、將傳統學術資源用于政治目的的革命派。在此意義上說,《國粹學報》主學術,南社主文;《國粹學報》的“文學”概念如章太炎的“文學”,以小學為基,以諸子學為主,囊括學術史、政治史、美術史等于此廣義的“文學”于一體。與此不同,南社的“文學”則是以詩文為主、相對狹義的“文學”。盡管如此,雖然南社容易予人詩社的印象,但事實上南社的是以狹義的詩文為主,旁及戲劇、美術、遺民史、學術史、書信、文學批評等。比如說,首批雅集者中,黃賓虹與俞劍華(1895—1979)都是美術界人士,都是后來近現代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人物。雖然早期南社多少也涉及包含學術史在內的歷史,但其學術史質與量皆無法與《國粹學報》相提并論,可謂影響甚微。


從政治上看,在第一次雅集者十七人中,十四人皆是同盟會會員[153]。第三次雅集者十九人也同樣能說明南社與革命的直接關系。除了發起者三人外,其中雷鐵厓(1873-1920)曾任孫文秘書,為辛亥革命的宣傳家;范鴻仙(1882-1914光啟)曾任光復時期鐵血軍司令,后被袁世凱(1859-1916)暗殺;林白水(林獬,1874-1926)后來為奉系軍閥槍殺;張佚凡(林宗雪,字逸凡,隨母姓)辛亥革命任女子北伐隊隊長[154],等等,不一而足。足證南社乃天下豪邁之士聚集之所。


從中國文學史傳統角度看,南社延續了明末崇禎二年(1629年)成立的江南文學結社復社、幾社復古的文學傳統,政治上光大明末復、幾名士以死抗清的政治氣節,以傳統砥礪種族革命之意志。從中國近現代文學史尤其是革命文學的角度看,足可謂南社之文的實踐性質,實無出其右者。汪兆銘(汪精衛,1883-1944)《<南社叢選>序編》回顧了南社文學作為革命文學的自覺。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南社是中國現代革命文學、民族主義文學之開始。馮自由的《革命逸史》《革命初期之宣傳品也曾指出,在興中會初期,其時的宣傳品只是《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之類的,因痛感缺乏文人墨客而不利宣傳,故于一八九九年派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殆至一九零三年一九零四年留日學生的革命書報方臻高峰(《革命逸史》所收《革命留學界革命書報的最盛時期》一文)[155]。倉田貞美認為,從純文學的角度看,留日學生的《湖北學生界》、《浙江潮》、《江蘇》應被視為近代中國革命文學的濫觴[156]?!逗睂W生界》活躍于壬寅(1902年)東京,《浙江潮》則活躍于次年癸卯(1903)的東京,創辦人員有孫翼中、蔣智由(1865-1929)、蔣方震(蔣百里,1882—1938)等,同年的《江蘇》編輯者有秦毓鎏(1880-1937)、張肇桐、汪榮寶(1878-1933)等[157]。在此意義上,南社是在這些革命文學積淀的基礎上規模更為集中、更為廣闊的發展。


南社不僅是近現代革命文學的早期形態,似也可謂是其高峰。南社的文學,與三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學相比,無疑同屬革命文學,但是他們之間也有著如下的區別。首先,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既有如魯迅所代表的以個人為單位、追求個性和解放的左翼文學,也有植根于現代黨派集體意志的革命文學(如左聯)。雖然左聯無疑以批判現實為己任,但這是在黨的文藝路線、政治路線的統籌之下進行的,所體現的是黨派的路線與方針。與之相比,南社是傳統的文學結社,因而依然是在有著更為明顯的個人所組成的自發的文學社團,而早期南社主流成員政治上所認同的同盟會與現代的政黨不同之處,在于其傳統的政治結社性質[158]。


其次,與三十年左翼文學文化上主張反傳統的同時,倫理上政治上主張走向農村、關心民眾,因而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地主張某種新的文化,這一新的文化強調民俗性、民眾性、通俗性。這也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的一個背景。這固然與左翼文學服務于發動大眾的政治主張相配套,但又是某種浪漫的政治烏托邦色彩[159]。與之相比,南社有著更為直接的延續“文”之傳統的自覺。這清楚地見于他們對明代復社、幾社的熱望與想象。南社成員政治上有著喚醒歷史中(如明代)遺民之凜冽精神意欲,以服務于反清復明的政治目的。他們作為個體強烈地意識到了歷史,并有意識“演出”這一歷史,以謀求這一“演出”覺民反清。


再次,三十年代左翼文學植根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以及與國際主義方針處于協調關系中的民族主義(或可悖論性地稱之為“國際主義色彩的現代民族主義者”)。與之相比,雖然南社的民族主義也屬于二十世紀初期肇端于西方、流行于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話語的一環,但是,南社的民族主義又高度結合了《春秋》以來的夷夏之防、華夷之辨的傳統的本文化中心主義。在此意義上,較之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對立面的、官方扶持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南社的民族主義也是有區別的。


最后,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受直線型的目的論史觀統治,而南社的革命文學即使一定程度上受進化論影響,但與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相比,直線性史觀在南社那里并非主流。這一區別亦見于后來的文學史對南社、三十年代革命文學的描述。一般文學史稱南社為“資產階級文學團體”。這一說法蘊含著低于后來的“無產階級”的黨派的革命文學之意。這固然有馬克思主義影響之下階級分析法對文學史寫作的影響,也與黨派中心的歷史觀有關,但是,根本上說,這一說法更與源于西方的包含馬克主義在內的目的論進步主義的直線史觀相類。


另一方面,以現代的復社、幾社自任的南社,其實又有著其明顯的現代色彩。從現代的角度看,南社同時又結合報紙等新媒體,啟蒙大眾(“覺民”)。要而言之,南社同人將文言詩這一古老的形式,化作獨特的大眾傳媒,喚醒革命精神,激起國人排滿抗清的志氣。南社成員與媒體之密切關系,更說明了其“文學”與公共性的關系。自古文言詩便有應酬往來之公共性質,但至南社之時,隨著現代出版資本主義的確立,印刷技術的提升,令南社這一種文學結社有了與明代復社、幾社迥然有異的公共性。而媒體的力量,在南社成立之前對早期南社有著巨大影響的章太炎更是深明媒體宣傳威力。近現代新聞學家戈公振(1890-1935)指出,甲辰高旭、柳亞子丙午(1906)于東京所辦雜志《復報》與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言辭最為激烈,尤其《民報》改由出獄東渡的章太炎主筆后,“一時有紙貴洛陽不脛而走之概?!盵160]。其實,言辛亥革命前南社的南社史亦為中國近現代新聞史之重要部分,亦不為過。南社人與晚清媒體的關系詳見腳注[161]。

南社對媒體公共性的意識,也表現在他們對戲劇改良重視上,戲劇的公共性,亦為南社人所重視。張春田曾留意到“舞臺”對于南社來說是一個如何重要的意象,與此相關的關鍵詞則是“表演”。他指出南社的“舞臺”不僅指南社的改良戲劇,更是指中國被迫登上世界資本主義的“舞臺”[162]?!拔枧_”這一南社的重要意象,無疑意味著其廣義的“文學”,有著高于任何一個時代的“表演性”。這一“表演性”時刻意識到觀者的反應,時刻訴諸于觀者的政治判斷,其最終目的則是“覺民”,喚醒民眾,并提升士人的革命道德,在喚起人們對古典文學、古典學術記憶的同時,并將現實中革命意識寄予其中。表演者是投入整個生命、整個存在去表演,甚至甘愿為之拋頭顱而灑熱血。因此,他們的“表演”也足以令敵人不寒而栗。因此,南社的“表演”證明了美的公共性及其政治的可能性。晚清民初志士們“演出”“遺民”、實踐“遺民”,從而令遺民形象獲得更高度的公共性。這一“演出”和“實踐”,也拜晚清公共媒體發達之所賜。“文”是一個他者可以共享的空間,因為它植根于美這一既是普遍又是高度個體的、情感的、心理的結果之上。政治的信息是在這樣的語言媒體中被傳播的??梢哉f,晚清才是真正的文學的時代:因為它最大地實現了文學的倫理價值,改變了一個時代。章太炎、鄒容的“文”為其先導,《國粹學報》等承接其后,而南社則是其波瀾壯闊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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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本文為2012年11月9日至11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章太炎思想世界的新開拓學術會議”提交論文。本文的講評人劉紀蕙教授提及連橫(1878-1936)與臺灣南社、章太炎的關聯,也是對拙稿的補充。2013年12月亦曾在日本中央大學舉辦的日本華南學會年度會議上發表,民國史研究者深町英夫教授提出相關修改意見,獲益良多。順此致謝。本文根據日文原稿《章炳麟と清末における「南」言説》(《華南研究》第1號、日本華南學會、2014年4月、47-72頁)發展而成。

[2]比如村田雄二郎:《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讀書》雜志,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8月號,106頁。

[3]村田雄二郎《解説》,村田雄二郎編《新編?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3?民族と國家》,東京:巖波書店,2010年6月,9-13頁。

[4]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飲冰室合集》第二卷所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5頁。

[5]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飲冰室合集》第二卷所收,75-76頁。

[6]明治初年至明治中期伯倫知理的日文譯著計有:J.C. Bluntschli:『國法泛論』,加藤弘之(1836-1916)譯,東京: 坂上半七,1876;Bluntschli:『獨逸法律政治論纂』, 飯山正秀纂譯,東京 : 荒川邦蔵,1882年9月—1883年6月;Bluntschli:『國家論』,平田東助譯,東京 : 島屋一介,1881年-1882年;歩倫(Bluntschli):『公灋會通』,MartinW.A.P.譯,岸田吟香訓,1881年;Bluntschli:『政當論』,湯目補隆譯,東京 : 九春社;1883年11月,等。

[7]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文集》之十三,《飲冰室合集》第二卷所收,70頁。

[8]梁啟超:《開明專制論》,《飲冰室文集》之十七,《飲冰室合集》第二卷所收,50-77頁。

[9]梁啟超:《開明專制論》,《飲冰室文集》之十七,《飲冰室合集》第二卷所收,75頁。

[10]《章太炎全集》第三卷,朱維錚“前言”,4頁。

[11]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233頁。

[12]章太炎:《《南疆逸史》序》,《太炎文錄初編·文錄二》所收,《章氏叢書》,浙江圖書館版,1919年,63頁。

[13]章太炎:《《南疆逸史》序》,《太炎文錄初編·文錄二》所收,《章氏叢書》,63頁。

[14]以上《南疆逸史》情況,據:上海圖書館:《前言》,溫睿臨:《南疆逸史》上冊,上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1-2頁。

[15]溫睿臨:《南疆逸史》上,上海圖書館<前言》,1頁。

[16]《章太炎全集》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91頁。

[17]李新魁:《中古音》,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1頁。

[18]唐作藩編:《上古音手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1頁。

[19]章太炎:《博征海內方言告白》,《民報》第二十一號?!吨袊诳Y料匯刊·第二輯·民報》第五卷,3409頁。

[20]《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頁。

[21]這方面的批評,詳請參考:潘文國:《漢語研究:世紀之交的思考》,《語言研究》2000年第1號(總第38號),武漢:華中科技大學中國語言研究所,2000年1月(該論文收入其《字本位與漢語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強調字本位的漢語研究,也請參考更早提出類似主張的徐通鏘:《漢語研究方法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22]《東原文集》卷四所收,《戴震全書》第六卷,合肥:黃山書社,1994年,305頁。

[23]曹述敬主編/謝紀鋒副主編:《音韻學辭典》,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322頁(“轉語”條目)。

[24]王國維:《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敘錄》中曰:“昔戴東原先生作《轉語二十章》,其書不傳,惟有一序?!薄队^堂集林》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396頁。

[25]《戴震全書》第六卷,305頁。括號內為引者所加。

[26]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趨勢》(1923),《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葛信益、啟功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44-45頁。

[27]蔣禮鴻:《《新方言》、《嶺外三州語》《吳語》校點說明》,《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頁。

[28]章太炎:《古雙聲說》,《國故論衡》,浙江圖書館???, 1919年,33頁。

[29]錢大昕:《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十駕齋養新錄》卷五,楊勇軍整理,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100頁。

[30]錢大昕:《古無輕唇音》,《十駕齋養新錄》卷五,90頁。

[31]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322頁、

[32]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190頁。

[33]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 92頁。

[34]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120頁。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129頁。

[35]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190頁。

[36]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 97頁。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57頁。

[37]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161頁;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50頁。

[38]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97頁;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50頁。

[39]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50頁。

[40]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6頁。

[41]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450頁。

[42]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6頁。

[43]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317頁。

[44]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48頁。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347頁。

[45]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347頁。

[46]《新方言》,《章太炎全集》第七卷,3-4頁。

[47]黃宗羲:《兩異人傳》,《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53頁。

[48]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08-317頁。

[49]《章太炎全集》第七卷,4頁。

[50]章太炎:《博征海內方言告白》,《民報》第二十一號?!吨袊诳Y料匯刊·第二輯·民報》第五卷,中華書局影印版,3409頁。

[51]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1-42頁。

[52]周振鶴、游汝杰指出,從移民史等史料看,古吳語可上溯至三千年前,古粵語初步成型于秦代,古閩語初步成型于漢末三國晉初,古代贛語、客家話成型最晚,為中唐以后,成熟于兩宋。周振鶴、游汝杰:《方言與中國文化》,38-42頁。

[53]《章太炎全集》第七卷,139頁。括號內文字為引者所加。

[54]司馬遷:《史記》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253頁。

[55]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4頁。

[56]《章太炎全集》第七卷,140頁。

[57]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402頁。

[58]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232頁。

[59]《章太炎全集》第七卷,141頁。

[60]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326頁。

[61]李珍華、周長楫:《漢字古今音表》(修訂本),100頁。

[62]郭錫良編著:《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161頁。

[63]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 173頁。

[64][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倉修良編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132頁。

[65]《章太炎全集》第七卷,134-135頁。

[66]《新方言》,《章太炎全集》第七卷,5頁。

[67]羅常培序,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4頁。

[68]《新方言》,《章太炎全集》第七卷,5頁。

[69]羅常培序,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4頁。

[70]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趨勢》,《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葛信益、啟功整理),45頁。

[71]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趨勢》,《沈兼士學術論文集》(葛信益、啟功整理),48頁。

[72]《太炎文錄續編》,《章太炎全集》第五卷,134頁。

[73]就章太炎《新方言》的概括性評價,請參考孫畢的全面的梳理。孫畢:《章太炎《新方言》研究》,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19-21頁,23-29頁,368-384頁,以及該書的吳金華<序一》(3-5頁)。以上頁碼不含孫畢本人的《新方言》等章太炎方言研究著作的細節研究。

[74]《國學保存會報告》第一號,本文據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六冊,2993頁。

[75]《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六號,本文據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六冊,3003-3004頁。

[76]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15-16頁。

[77]鄭師渠曾指出章太炎既未參加發起國學保存會,亦非會員,更非《國粹學報》編輯。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20-21頁。

[78]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3-4頁。

[79]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3頁,10頁。

[80]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13-14頁。

[81]《國粹學報》乙巳第一號,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8頁。

[82]《國粹學報》乙巳第一號,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5頁。

[83]《章太炎全集》第四卷,208頁。

[84]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4頁。

[85]《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七號“社說”,光緒三十一(1905)年7月20日。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100頁。

[86]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4頁。

[87]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頁。

[88]Rebecca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p.146.(漢譯:高瑾等譯《世界大舞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的民族主義》, 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89]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113頁。

[90]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3年,24-25頁。

[91]《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九號“社說”,光緒三十一<1905》年。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115-116頁。

[92]章太炎頭日本融合西學的問題,請參考:小林武:『章炳麟と明治思想:もう一つの近代』(東京:研文社,2006年);小林武、佐藤豐合著『清末功利思想と日本』(東京:研文社、2011年)。就章太炎與德意志觀念論的關系,慕唯仁的下述著作也一定程度論及: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11之三、四、五章。

[93]章太炎:《》在四川演講之九: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夏丐尊記錄,《宗圣學報》第三卷二冊第二十五號,1922年5月出版),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88-189頁。

[94]《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九號“社說”,光緒三十一<1905》年。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117-118頁。

[95]劉東、文韜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39頁(編者解說)。

[96]《國粹學報》第一年乙巳第九號“社說”,光緒三十一<1905》年。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三卷,117頁。

[97]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43頁。

[98]章太炎:《稽勛意見書一》(一九一三年三月),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39-640頁。

[99]章太炎:《稽勛意見書一》(一九一三年四月),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下冊,643頁(湯注)。

[100]章太炎:《通訊》,《國學保存會報告》第三十九號,本文據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拾貳冊,7489頁。

[101]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九冊,4479-4492頁。

[102]此一劃分,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925年初版)。

[103]《國學保存會報告》第四十二號,本文據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拾貳冊,7495-7496頁。小字為引者所加。

[104]《國粹學報》第三年丁未第二十八號。鄧實、黃節主編《國粹學報》,影印本第七冊,3243-3244頁。

[105]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270頁。

[106]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273頁。

[107]孫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37頁。

[108]柳亞子:《南社紀略》,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9-10頁。

[109]柳亞子:《自撰年譜》,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所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頁。

[110]轉引自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1868-1918年》上卷,168頁。

[111]朱維錚、姜義華編注:《章太炎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49頁。

[112]柳亞子:《五十七年》,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所收,152頁。

[113]收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錄》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頁。

[114]收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錄》上冊,5頁,14頁。

[115]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1868-1918年》上卷,169頁。

[116]章太炎:《致柳亞廬書》,《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49頁。

[117]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所收,9頁。

[118]柳亞子:《五十七年》,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所收,186頁。

[119]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所收,10頁。

[120]收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錄》,71頁。

[121]李鴻谷:《國家的中國開始:一場革命》,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16頁。

[122]收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錄》下冊,1144頁。

[123]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205-206頁。????

[124]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亞子《南社紀略》,3頁。

[125]高旭(鈍劍):《愿旡盡齋詩話》,《南社叢刻》第一卷,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37頁、39頁、41頁。南社研究者林香伶也在其著作中就南社與維新派的復雜關系,有過詳細的描述。林香伶:《南社文學總論》,臺北:里仁書局,2009年,第七章“南社與新舊文學的拔河拉扯”(493頁-572頁)。

[126]《柳亞子文集·書信集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55頁。

[127]這方面的研究,尤以汪榮祖的研究最為詳盡。Wong Young-tsu’s 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 Zhang Binglinand Revolutionary China 1869-1936 (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與Wong Young-tsu’s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Bingl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及其相關的漢語著作。

[128]比如《我們最后的責任》(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于上海國民大學的演講),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93頁。

[129]章太炎:《在招商局輪船公司股東會上的演說》(1928年10月21日),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講集》,296頁。

[130]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申報》“本埠新聞”<市指委會五十八次常會》。轉引自前引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下冊(卷五),899頁。

[131]胡適:《胡適留學日記》(四),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46-47頁。

[132]林香伶:《南社文學總論》,561頁。

[133]收于中國革命博物館·上海人民出版社編《柳亞子文集·磨劍室文錄》上冊,451頁。

[134]《柳亞子文集·書信集錄》,51-52頁。

[135]倪海曙:《中國拼音文字運動史簡編》,上海:時代書報出版社,1948年6月,139-141頁

[136]關于這一點,Rebecca Karl 的著作標題清楚地說明了中國世紀之交包括南社在內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如何處于全球化語境中世界的相互聯系性之中。前引Rebecca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Rebecca Karl著作的題目,并非別出心裁。陳去病主編:《二十一世紀大舞臺》雜志(1904年10月創刊于上海)便說明了這一點(該雜志出了兩期便被封禁)。

[137]徐國琦:《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Xu Guoqi, China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馬建標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

[138]徐國琦:《中國與大戰: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與國際化》,58-64頁。

[139]前引溝口雄三論文:《辛亥革命新論》,《溝口雄三著作集?中國歷史的脈動》(喬志航、龔穎等譯)所收。

[140]類似略顯虛擬的地方性,也見于清末民初如“廣東文化話語”之類的“地方”話語的虛擬性,因為這一地方話語無非又是以國族話語為前提的。關于清末民初的“廣東文化”話語的建構,見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市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6年。

[141]《十三經注疏?禮記》(清阮元???嘉慶二十年重刊宋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印行,1974年,3527頁。括號內注釋擇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綜合而成。

[142]同上。

[143]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90頁。

[144]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256頁。

[145]秦春燕:《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03頁。

[146]孫之梅:《南社研究》,50-60頁。

[147]《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23日。轉引自孫之梅《南社研究》。

[148]《南社叢刻》第一卷,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139-140頁。

[149]以上見:『重栞宋本左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五卷,清阮元??奔螒c二十年重刊宋本),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1974年,4134頁。

[150]李新奎:《中古音》,13頁。

[151]章太炎、龐俊·郭誠永疏證《國故論衡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261頁。

[152]章太炎《文學總略》,章太炎《國故論衡》所收,浙江圖書館???,55頁。

[153]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3頁,11-14頁。

[154]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22頁。

[155]這一事實為倉田貞美所留意。倉田貞美:《清末民初を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詩の研究》,東京:大修館書店刊,1969年,434頁。

[156]倉田貞美:《清末民初を中心とした中國近代詩の研究》,435頁。

[157]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487頁。

[158]傳統結社與現代革命的結合,請參考:孫江:《近代中國の革命と秘密結社 : 中國革命の社會史的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五五)》,東京:汲古書院,2007,“序言”。

[159]這方面請參考洪常泰:Hung Chant-tai,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in 1918-1937,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漢譯:洪長泰:《民間去 : 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董曉萍譯,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3)。

[16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長沙:岳麓書社,2011,134頁。

[161]南社成員所參與之報紙、雜志,大致有如下各種。癸卯(1903)林獬(萬里,別號白水)于上海創辦的《中國白話報》,同年南社發起人高旭于松江創辦的《覺民》,蘇曼殊(1884-1918)參與的《國民日日報》(癸卯1903)、陳去病甲辰(1904)于上海所辦的雜志《二十一世紀大舞臺》,蔡元培、劉師培、陳去病甲辰(1904)于上海創辦的《俄事警聞》,南社成員陳去病、林獬、劉師培于蔡元培等甲辰(1904)于上海創辦的《警鐘日報》(《俄事警聞》后身),甲辰高旭、柳亞子丙午(1906)于東京所辦雜志《復報》,劉師培、何震夫婦丁末(1907)于東京所辦的《天義報》,高旭丁末于東京所辦的《醒獅》,南社同人為主要撰稿人、位于上海的《國粹學報》(1906-1911)、南社成員陳去病、陳毓川、陳其美己酉(1909)于上海創辦的《中國公報》,等(以上數據的整理,參考了馮自由《革命逸史》中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481-489頁)。以南社一九一零年八月十六日上海第三次雅集者十九人為例(名單據: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系》,柳無忌編《柳亞子文集·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1-23頁),曾任孫文秘書的雷鐵厓(1873-1920)為辛亥革命的宣傳家,為報業巨子;包天笑(1876-1973)為晚清著名小說家和報人;曾任光復時期鐵血軍司令、后背袁世凱暗殺的范鴻仙(1882-1914,光啟)也是上?!睹窈簟?、《民吁》、《民立報》主筆;亦是小說家的王無生(1880-1914)為《神州日報》、《民吁》、《民立報》主筆;林白水(林獬)亦為革命報人;孫藹如為商務印書館編輯,等。

[162]張春田:《革命與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與中國現代性(1903-1923)》,第四章“‘表演’革命:戲劇、儀式與攝影”(香港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12)。拙稿的寫作后期,有機會拜讀了張春田的博士論文,其論文對拙稿的修改提供了許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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